这是整个西方近代使用具的形而上学能够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的一个真正的关键点。
上面描述的三种类型中，第一类对普通的娱乐或工作有益，尽管也会提出某些传统所没有的问题，但它对人类的自我认同不构成障碍。这是在自然情感基础上，相互以对方为关怀的对象。
但是，这种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技术应用到人身上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无论在宗教还是伦理上都有阻力。这不是把机器变成人，而是把人变成机器，一种超级机器。其中很多重要的问题，被认为迟早会被人类所攻克。⑥［美］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梁锦鋆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89页。由此分析，日新月异的虚拟现实的技术，如果不是通过对脑神经的改造甚至替换，罕有机会实现对人性的改造。
但无家就不一样，在中文中，家破人亡或无家可归，就是描述极致不幸的成语。五、面对挑战的儒家伦理 依前述对儒家人性论的理解，特别是荀子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的观点，人性应当包括在生物性基础上叠加起来的文化因素。其诠释亦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斟酌的，受其学术思想体系的影响，是建构其理学体系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克己复礼诠释，阐发理、性、命、心等理学范畴，进一步充实、完善和服务其理学体系，建立和发展理学体系中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二、从克己诠释变化看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形成 王肃释克己为胜己私情，刘炫释克己为胜身（嗜欲），其意皆指楚灵王汰侈。汉代马融训为约身，南朝梁皇侃训为约俭己身，宋代叶适训为治己，明末邹守益、王龙溪训为修己。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前者称为克复心法，后者称为十六字心传。
他们的著述清晰揭示，内省让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自我修养上，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从南宋中叶开始，这种观念成为最主要的文化和思想浪潮，并持续了几个世纪。恐太拽出精神向外，减却内省工夫。
释克己为胜身之私欲，乃立足于心，就心上说工夫，追求本然之性，向内返回，完成自身德性。克己功夫之初，必须在视听言动上加以禁制，禁制功夫到一定程度后，内在私欲便会自动消磨。朱熹心性论思想的渐趋成熟标志着朱子学术内倾特色的形成，也促进了南宋儒学的内倾发展。不知哪个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里。
这就是制却在内的原因所在。扬雄的诠释贵在开启释克己为胜己之私的先河，但失之于简短。气禀之私自然指气之浊、偏、恶。要求美味，人欲也，[13]这是朱熹常常说起的。
在朱熹的大力提倡和发展下，心性主题得到不断讨论、完善，心性论体系逐渐得以建构和健全，标志着朱子学术内倾特色的形成，促进了南宋儒学的内倾发展。人之视听言动，视最在先，为操心之准则。
思是动于内，为是动于外。[17]其次，一味向外，难以平血气、弭私欲。
此外，刘炫还为朱熹提供了一个转换的逻辑范本。（《语类》卷20，第462页）朱熹的诠释直指心性，专注于个体的内在修养，期盼实现个体精神的内在完善和超越。（一）朱熹对程子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的心性解读 朱熹在引用程子《四箴》之前，先引用了程子对克己之目的诠释：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朱熹指出，伊川说‘由乎中而应乎外，是说视听言动四者皆由此心。[24] 朱熹重视心，强调向内、向里用力，用制却在内的日用工夫，追求形而上仁之内在超越本体，实现下学与上达、工夫与本体的贯彻与融通，在经典诠释中建构了具有鲜明内倾特征的心性之学，实现内向超越。身处阴云密布的特殊政治环境之中，朱熹更加主张收拾身心，向里用力，这样可以明哲保身，免于政治干扰和祸害。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他还批判王安石学术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全书》卷70，《读两陈谏议遗墨》，第3382页），忽视内在心性修养，专注于外在的利欲追求，舍本逐末，不曾把握天下国家的根本，导致社会政治领域祸患连连。
同时，朱熹还指出，人有秉彝，本乎天性是就本来好的性理而说。就克己工夫四目来看，视、听、言、动等外在行为方式，朱熹都看成是由本心德性所支配的，安内、存诚、静专、自持等心性操存工夫，即可制外、闲邪、禁躁妄而顺从天理。
身有嗜欲，当以礼仪齐之，嗜欲与礼仪战，使礼仪胜其嗜欲，身得复归于礼，如是乃为仁也。朱熹侧面引证和再诠释程子之克己解，一方面，表达了对程子克己诠释的肯定，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借此表达自己的克己诠释观点。
[27]肖永明：《对〈论语〉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内倾》，《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如此一来，朱熹思想中的仁及其实现就具有了超越性特征。（《语类》卷41，第1061页） 从文本来看，《视箴》说心、《听箴》说性之问，源自程子《视箴》起头语心兮本虚，应物无迹之首字、《听箴》起头语人有秉彝，本乎天性之末字。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
故‘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则克己而复礼也。有人问：‘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
摘要：自汉代以来，对《论语》克己的诠释甚多，朱熹释《论语》克己为胜身之私欲，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透显出朱熹克己及其经典诠释在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力。时人舍弃的圣贤经典、穷理尽性、治心修身，恰恰是朱熹看重的，均与克己求仁、内在心性紧密相关。
总之，朱熹所说的气禀之私、耳目口鼻之欲、人我之私等三个方面，事实上都是需要向里用力的内容，这些很难从外界实践、社会活动中达成。他们在诠释《论语》中无处不在的德性涵养工夫时，总是在不断地赋予这种日用工夫以形而上的超越意义。
到南宋，朱熹尤重心性修养，认为内圣然后才能外王，心性修养是外王事业的必要条件，外王事业是内在心性修养的自然结果，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28]这是朱熹进行学术思考的时代背景，是朱熹以胜私欲释克己，坚持克己之学，形成学术内倾特征的社会原因。[11] 朱熹认为，克己之私涉及气禀之私、耳目口鼻之欲以及人我之私等内容。（《语类》卷4，第67、73页）气禀有清浊偏正之分，人因禀受不同而有贤愚之别。
（《全书》卷29，《答刘季章书》，第1285页） 为何当时时节更生患害？据陈来考证，朱熹此书作于宋宁宗庆元五年己未，[29]当时时节即指当时已然开始的庆元党禁。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内倾特征。
[9] 刘炫用身训己，由身有嗜欲提出当以礼仪齐之的冲突解决办法。在朱熹看来，克己是胜私欲，而克胜私欲，须向里用力。
[26]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在《论语或问》卷十二颜渊第十二篇首，朱熹大段引用刘炫克己诠释，并强调，扬雄胜己之私之说，自刘炫发之，刘炫之言虽若有未莹者，然章句之学及此者，亦已鲜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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